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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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齐家，还是对人性的进一步的磨练，在家这个小单元里，你修炼得如何，将直接影响你在社会上的成就，你的成功与失败。中国目前的大部分企业家，尤其家族企业，目前面临的，正是齐家的考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在组织化和机器化越来越主宰一切的二十一世纪，家，越来越凸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如何齐家，已经超越治国和平天下，而成为万众瞩目的一大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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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这一套关于个人的修炼哲学，不单对商人，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修炼。所以，儒家学说，才会在今天又重新被我们认识，被全世界所重视。在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所设计的人生模式，是最完美的，也是最具有积极意义的。
实践儒家这一套人生哲学，在国内国外、大大小小的商业活动中身体力行的商人、企业家，都是我们所说的“儒商”范畴。相信随着人们对儒家人生哲学在实践中的进一步认识，会涌现越来越多的“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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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我们从商家的个人人生修炼层面上，肯定了儒家思想对商业文化的影响；但是，并不是说，完全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商业文化，就可以促进商业文化的健康发展。事实上，正如我们再三强调的那样，一方面，儒家思想的确为商业文化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确实限制了、阻碍了商业文化的正常发展，延缓了其发展壮大的脚步，甚至正因为儒家思想的兴起和强势，而将商业文化从原来的主导地位，排挤到了边缘。
儒家思想与商业文化的对立冲突、背道而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儒家思想符合农耕文化的统治者需要，而商业文化被排斥；儒家思想是压抑人性的，是奴性的，强调等级秩序，而商业文化是解放人性的，是自主的，强调人人平等；儒家思想是封闭的，稳定的，商业文化是开放的，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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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符合农耕文化的统治者需要，而商业文化被排斥。儒家思想完全建立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孔子出生在中国的北方，而北方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文化系统。他后来周游列国，也大部分在长江以北地带，耳中所闻，眼中所见，都是小农的分散、自私、懦弱、保守、狭隘。于是，根据这些观察，孔子就看不起农民，认为天下必须要有圣人来治理。可以说，他的整个学说，都是建立在对农耕文化的认识和反思之上。他的这套学说，在自由、开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是最高明的，自然也就并不如何流行；可是，一旦到了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于是，一个完全的大农耕时代到来，孔子的学说就吻合了。从汉朝以后，就有了“独尊儒术”。两千多年中，在中国这个农耕大帝国里，孔子的学说，就一直盛行不衰。相反，商业文化在春秋战国那样的环境里，如鱼得水，名商大贾层出不穷。可是，一进入封建大一统的时代，立即受到了“阉割”，失去了原来蓬勃的精神和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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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压抑人性的，是奴性的，强调等级秩序，而商业文化是解放人性的，是自主的，强调人人平等。因为孔子对小农的鄙视，对人性的恶的一面过分地夸大了，于是就提出要对人性进行管制。认为百姓都是婴儿，只有圣人才能做父母，只有君王才能教导和管教，告诉人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这是儒家强调“人治”思想的一个最根本由来。为了强调所谓的“等级秩序”，孔子的儒教，对人的否定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吃人”。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孔子的学生子路，与人家发生争斗，结果被包围，受了很重的伤，连冠帽的带子也被割断了。可是，子路不去顾及自己的生命，反而说：“君子死，冠不免。”放下自己的剑，去整理自己帽子上面的带子。重新系好以后，再投入战斗。最后心满意足，带着端正的帽子死去了。相反，商业文化恰恰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尊重每个人的独立自主性，认为人的自然欲望优先于社会的一切欲望，每个人的欲望都应该得到满足，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享受交易的公平和公正。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观点，结果也显而易见：孔子的奴性说，显然更符合统治者的心愿，更迎合其趣味。而商业文化，则存在着对政权的潜在威胁，存在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只能被压抑、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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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封闭的，稳定的，商业文化是开放的，变化的。儒家思想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超稳定的思想和文化系统。和老子的道家学派将虚无缥缈的“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核心课题不同，孔子从一开始就牢牢地圈定了“人”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只要有“人”存在，孔子的学说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对统治者来说，自然求之不得。而商业文化却恰恰相反，虽然有人就有商业活动，但是，商业却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可以触摸的形象，一条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具体规则。商业文化永远都处在变化中，如同水流一样，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姿态，多种多样的形状，令人捉摸不定。这对保持其自身的生命活力，或许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手段和生存方式。可是，这一属性对社会来说，就等于给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面临着更多风险。如果统治者是开明的君主，将天下看作是百姓的天下，也许还肯为此付出智慧和精力；可是，如果只贪图安逸、享受，将天下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百姓一个个都是乖巧听话的“婴儿”，自然就懒得去多费神思了。故而总是在政治相对开明的盛世的时候，经济也相对繁荣，商业文化发达；而一旦遇到昏庸的君主，就会出现经济衰退，商业文化一片废墟。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商业文化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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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一样，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同样对中华商业文化发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关于儒家思想，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说过，其主体是以农耕文化作为承载的主体；而道家文化，则和儒家思想正好相反。也就是说，道家文化是非农耕文化的一种思想和哲学体系。那么，它的源头是什么呢？它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影响到商业文化呢？为什么其与中华商业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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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的问题，必须要弄明白道家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从属关系：道家文化实际上根本就发源于商业文化。
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上看，不外乎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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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中国文化公认发源于黄河流域。也就是说，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 伊水、洛河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 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在今安阳县(旧彰德府) 附近， 便有漳水、洹水流入黄河，这里是古代殷、商氏族的政府所在地。黄河的灌溉，哺育了富饶文明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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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平和、自足。“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 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农业生产所依赖的是气候、雨泽、土壤, 这些皆非人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唯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农耕文化的“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等观念，表现出“和平的”文化特征。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系，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 唯望时间之绵延”，其所希望的是“天长地久, 福禄永终”。农民的农业，有着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一年四季的节气是永远不会变的，土地的产量也在短期内很难发生变化。生生不已，源源不绝，所以这种文化里哺育出来的人民，生活是常感满足而不富有。这一切，都是自然环境所决定的，文化的特征，其实也正是自然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