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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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会强调单体建筑文化激发对现代性的想象，再逐渐转向城市性（Urbanity），强调聚集和社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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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文革十年，中国建工部所属的三分之二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都下放到农村去了，设计院大部分被工农兵接管或关闭。文革十年中国大学系统基本上停滞，中国建筑教育彻底停滞了长达十年。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第一批应届毕业生毕业，在14到15年内中国没有建筑师教育，整整一代中国现代建筑师在这期间消失掉。1978年，邓小平突然意识到建筑工业不光是花钱的事业，建筑工业有可能带来收益，建筑工业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建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复兴了。但最具体的比如没有建筑师、没有人懂设计、没人懂高层建筑等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更不要说文化问题了。高考恢复后，在这些方面第一年只有几十个学位，第二年增加到几百个几千个学位，以这种速度来迅速地恢复建筑产业的人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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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设计院原来是事业单位，建筑工业化之后，设计院变成市场单位，要自主经营，这是设计机构的变化。另外就是80年代的文化变化，即我们常说的“新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兴起的新文化项目被内战，被抗日战争和政治动乱打断了，80年代则重新开始考虑包括人道主义、民族性、现代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建筑界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员，举一个例子：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和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语言》在八十年代初几乎同时出版，囊括了西方建筑语言进程，从现代主义高歌猛进的欢呼到对现代主义运动的批评和后现代主义的拥抱，截然不同的信息爆炸式地传播进来，造成中国建筑师在认识论上的困惑。比如面对北京的大屋顶，到底该用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观点来攻击它，说这是前现代的折中主义怀旧的东西？还是用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来评判，将其看作是超越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传统的回归呢？这种文化上的话语，因为跟国际话语在不同的时空错节，造成心理上的焦灼，觉得被历史的进步快车给落下来了，想要拼命找捷径，跳跃一些必要的过程，跑到前面时代的第一节车厢上去，这种精神冲动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非常饥渴又开放的状态，要拼命的吸收最先进、最快的话语，迅速展示出一个设计策略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落后的焦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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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领域，80年代其实没有城市化的概念，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中国城市化都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中国积极地搞经济、搞工业，但对城市大规模的改造，对城市规划却没有概念。现代性的图像空降到中国的首先是一批涉外饭店，涉外饭店是一种魔幻之地，一般老百姓是进不去的。当时有一批，像1983年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南京的金陵饭店、北京的长城饭店、建国饭店等等以一种单体建筑空降下来，向老百姓展现出这是先进的文明，先进的生活方式，报纸上有人甚至说这是“第四世界”，它们脱离了城市，是另外一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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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天鹅宾馆在建筑形式上今天看起来没什么意义了，可能甚至不值得进入中国建筑史，但是在社会史上有意义，第一个五星级饭店向老百姓开放了，穿着拖鞋和短裤都可以进入。1983年的春节那天，白天鹅宾馆开放，要翻当时的报纸，老百姓第一次进去，大厅的地板是抛光的花岗石来镶嵌的，之前没有人有这种体验，大家走惯了柏油路、水泥路，而这种地板特别光滑，很多人怕滑倒，全家搀扶着，小心翼翼地迈进门厅，很有一种迎接现代性的兴奋。广州现代主义的传统在文革时候没有中断，在白天鹅宾馆里面放置了一个小亭子，是由港商投资，代表了华侨怀念祖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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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的是北京的长城饭店，几乎同期开业，长城饭店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全静电玻璃幕墙的建筑，大家看惯了砖砌的富于体量感的建筑，突然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式的建筑出现，既有感官的冲击，也有一系列观念上体制上的冲击。当时因为中国没有管理涉外酒店的经验，请喜来登集团来帮助管理。《洛杉矶时报》的头条说是喜来登进军共产主义中国，长城饭店的服务员看了就很生气，说我们请来一个资本主义丫鬟怎么变成主人了？这个磨合很痛苦，但在今天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些观念上的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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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建筑方案是全玻璃幕墙，很少有中国人见过，美国承建的商业公司做了模型拿到中央去审批，领导批了三句话“不伦不类，不土不洋，有伤风化”，本来是要修在长安街上，审批却批到了北京东郊，东郊当时是一片荒芜，刚修出来的时候，一片荒野，这么一个玻璃幕墙的建筑，多么的超现代，像凭空掉下来一个外星人的东西。与白天鹅的公众体验类似的是，也有人反映地面太光滑，不敢走，不锈钢圆柱太晃眼，还有人描绘红色的羊毛地毯太厚了，站在上面站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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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的香山饭店在中国建筑史里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它连接了两端：一端是涉外饭店的排他性和神秘性，另外一端是在文化上，不同于前面提到的两个饭店——很商业的一个建筑里加一个小亭子所传递的那种廉价的中国性，贝聿铭称当时中国建筑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他的形容是“死胡同”，不可能再去仿古，仿传统的宫殿、寺庙，他也不希望中国重复走新加坡、香港全面西化那条路，他想借设计香山饭店来探索现代建筑和民族形式结合的一条路，这也是80年代争论的中心的主题。大家对香山饭店比较熟悉，我就不仔细说。简单说三个形式的母体，也是中国建筑长期运用的：一是局部坡屋顶，相对于中国大屋顶传递的民族性；二是园林式的布局；第三，从中国传统建筑符号提炼出来一些装饰性的图案。贝聿铭的形式技巧比较高，做得很精心，摆脱了我们看中国传统建筑中大屋顶的沉重、保守对称的格局，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这个项目我就先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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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稍微重点说的是，稍微更早一点的建筑——松江的方塔园，它是当时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冯纪忠先生设计的，北京的建筑在改革开放之初可以说是最保守的，手段最有限的。反而广州、上海即使在文革最严酷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都有现代语言的延续，因此改革伊始，白天鹅宾馆、松江方塔园等等一批比较接近现代主义的建筑能在南方出现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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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塔园是一个露天博物馆，有一个宋代的塔和一段明代留下来的照壁，以及一系列原址上的古物和移植过来的古物，将这些元素组织起来，建成一个当代的公园。我想简单概括一下，冯纪忠作品的意义是把两种语言融合在一起，是一种中国古典园林与英国园林如画风景传统的结合，富于有机的曲线，比较倾向于贴近自然，模拟自然的语言。另外一点是几何语言的运用，比如法国、意大利的风景的传统更强调几何性、人工性，启发了现代主义、纯粹主义、几何学的锻造。两种语言非常有意思地形成一种张力，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宋代的塔，在白墙上加一条有当代性的下滑线，还有比较抽象的雕塑体的港口墙，保持直和曲的对比，这两段直墙，要故意把它拉开，留出一个开放的角落，这个墙的背后往下走有一个地形的变化，从这里走下来峰回路转看到一个开放的转角，中国园林的步移景别的空间变得非常舒展，从而纳入现代美学的形式审美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