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十个月--重走红军长征之路(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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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长征游记  2015.9.10  雨  第161天

巴西  徒步11.37公里累计1886.66公里

        10号早上起来，又是下雨，必须得走啊！当年红军就是从班祐右转弯走到巴西走出草原的。

         说实在话，草原我也沒有看够，离牦牛群也很远，还沒有拍到一张有兰天白云草原牦牛融合在一起的满意的照片，但是我的任条是走长征路，怎么能儿女情长，留恋草原呢？更何况，往前走是红军召开巴西紧急会议的地方，是包坐战役和红军出川的最后一站求吉，是毛泽东“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是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险的地方。

        通往巴西的路比老王还烂，又下着大雨，那就比江湖还水了。想起红军当年的遭遇，虽然走出了草地，却又走进了险地，命运多舛的红军，要和国民党斗，还要和张国涛斗甚至险遭张国涛的毒手。毛泽东在八十年前的9月10号零晨率部怱忙北上，而我，在八十年后的9月10号，也冒着风雨，向巴西前进。

       也只有3公里，就走到了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烂公路便开始下山了，就看得见树林和田地了。正在为红军当年意处走出草原感到庆幸，一辆皮卡警车从坡上下来“吱”地一声停在我身边，抬头一看，傅先生坐在副驾坐上，车厢里放着他的自行车，警官说快上车，雨这么大。上了车才知道，傅先生出门不久就被警官接上了。警官回阿西茸乡，要路过巴西乡，正好带我们。

        一路下坡，越往下植被越多，周围山峦起伏，云雾缭绕，和大草原比，已然是另一个世界了。看见那些高高的木架上挂的青稞杆，就知道这里是产粮区，当年红军就是这个季节来到这里筹粮的。

       到了巴西，下了车，警官指给我们怎么走便开车离开了，路标指示去巴西会议旧址还有3公里，傅先生说把自行车停了和我一起走过去，我便找了家能躲雨的院子让傅先生放车调整坐垫，开杂货店的老板出来打了招呼，我便写号放包去了。

       住宿20元，有三张床，花被子，第一次住进沒有插坐的房间，藏民的小旅店就这么简陋，我也不讲究，有得住就行了。我把打湿了的裤子袜子换了，下楼上厕所，敞开式的有6个蹲位的公共厕所也沒有分男女，这也是第一次遇到，那就是女的不进这个厕所了或者象有的地方的风俗是男的女的打伙用。搞不懂，我犹犹豫豫地进去然后担心受怕的唱歌然后象做贼一样闪将出来。

       回到放自行车那家，傅先生正在別人家里端着碗吃饭，原来碰上了，傅先生说盛情难却。在藏区，有的人是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上午十点吃饭，就很正常了。女主人张罗着做事基本不说话，男主人陪我们说话而且很健谈，他们这里是半牧半农区，他家有100多头牦牛同时又种青稞种土豆种蔬菜，还开了杂货店，这样就比纯牧民要辛苦些，但藏民的日子过得很好，主要是国家的政策好，沒有税收，放牧种地盖房子都有津贴，小孩从幼儿园到读高中都不要钱，这不把我们汉人羡慕死了。大多数汉人，上有老下有小，贷款买房子借钱搞装修，每月还房贷，娃儿读书看病，就靠那点微薄的工资，生活其实是很难的。其实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为了维稳，中央的政策一直往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还有，当年红军在阿坝地区割了藏民的青稞杀了藏民的牛，毛泽东对外国记者说我们欠了番民的债，现在的政策，恐怕就是在还债。

       我们写历史书的人，只强调当年红军制定了筹粮政策而且执行了这个政策，但是执行得怎么样却避而不谈。实际情况是，红军来了，藏民躲了，红军收了青稞杀了牛羊也留了牌子留了纸条，说可以凭牌子和纸条今后找红军找政府兑钱，可是藏民们不认识汉字，以为是赌咒他们的，便把那些牌子或纸条扔了或是烧了，那还凭什么找红军要钱呢？，在藏民的眼中，红军的行为就是“抢”，藏民叫红军是“热玛”，意思就是吃的军队。因此说，红军的这个债，是欠得非常大的。那个时候，在藏区，哪来的军民鱼水情，即使有，也是个別现象，而左惯了的我们，总是夸大宣传，就象我们重庆人说的：涨起点子说。

       纵观历史，当年红军都快饿死了，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的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天给藏民倾斜政策还当年的债，也是理所应当的，我们汉人举双手赞成，尽管大多数汉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傅先生穿了雨衣我打着伞，走了3公里来到班祐寺巴西会议旧址。当年开会那坐寺庙在红军离开4公里时就莫明奇妙的被大火烧了，如今只剩下两堵历经八十年风雨的土墙，屋基前面立了块巴西会议会址的石碑，石碑的背面是巴西会议介绍。而在这个旧址的周边，如今已修了好多漂亮的寺庙和房子。

       巴西会议是指1935年9月2日在巴西村实际上是班祐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在巴西会议旧址的下方，是刚修好的巴西会议展览馆，展览馆的内部布置还沒有完成，墙上挂了大量图片，对巴西会议和包坐战役作了详细介绍。实际上，在巴西会议之前，为打开进军甘南的门户，包坐战役就已经打响了，而且是由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红四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完成的，红军大获全胜，只可惜在攻打求吉寺时，红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不幸牺牲，不过胡宗南也死了个师长，还是吃了败仗跳河死的，那就轻于鸿毛了。巴西会议有两个会址，还有个是巴西紧急会议和政治局非正式会议旧址，是在红三军团驻地和周恩来养伤的地方阿西牙弄召开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要明天看了再说了，反正局势越来越紧张，斗争越来越激烈，还差点动了武。

        回到巴西街上，吃了饭雨都还沒有停，傅先生说到我住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回到旅店，老板娘喊我们上楼烤火，我们上了楼才发现，原来楼上是茶座，干慫慫坐了一屋子藏族男人，怪不得楼下过道和院子都停满了摩托车，怪不得公共厕所沒得女厕所。阿坝州这边的藏族男人是不做家务事的，多数农活也是女人做，女人大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男人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窜门，喝茶和聊天上。我问过老板娘，我说怎么尽是女的做事男的耍，老板娘说这是他们藏族的习惯。习惯难道不可以改吗？农奴制都被搬倒了，我有点为藏族妇女打抱不平，象我们重庆，男的就要做家务事，有的还相当模范，当然我除外。在藏区，到寺庙转经的也多半是中老年妇女，男的也只是上了年纪的，阿坝州藏族的中青年男子太会过日子了，真爷们。重男轻女，也是普遍现象，我听说，生儿子的女人地位就高些，反之，日子就难过。罢了罢了，说多了影响民族团结。

        傅先生是下午三点钟离开的，回去是上坡，海拔要上升600米，加上路又烂，够他骑的。我一直关注着傅先生返回的情况，和傅先生分手了，又要习惯一个人过。

       6点过我吃面的时候，傅先生发微信来说，快拢县城时碰到成都的朋友，要请他吃火锅，望着我那碗差劲的我并不喜欢吃的面条，我突然感觉闻到了火锅的香味。

        啊！火锅，啊！重庆火锅。

    爱山   20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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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长征游记 2015.9.11 阴转雨 第162天

求吉乡   徒步19公里   累计1905.66公里

       11号早上起来泡了方便面，也只能泡方便面，巴西这小地方，早上早一点是吃不到东西的，因此我早有准备。
        今天这一路，要看的地方很多，因为从巴西乡到求吉乡，是当年红军活动频繁，形势危急，留下革命遗址最多的地方。
        为了增加看官的印象，我先说按行进路线的顺序走了哪些地方，一是位于阿西牙弄村的巴西紧急会议旧址和周恩来旧居同时又是巴西非正式政治局会议旧址，二是阿西牙弄路口包座战役牙弄路口战斗遗址和三军团十三团警戒遗址，三是藩州古城的藩州寨前敌指挥部，中央书记处，干部团遗址，四是甲吉寨毛泽东旧居遗址，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七天，五是位于巴西电站的红军三大主力行军线路会聚点纪念碑，六是包座战役嘎哇寨战斗遗址，六是求吉乡“红军山”“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
        早上出发的时候，山沟里吹着风，还有点僵手，我只好戴了手套，又用多功能头巾把鼻子嘴巴捂了，压低遮阳帽，只露出两个眼睛，就象骑摩托车的藏民男子和平时都捂着嘴巴鼻子的女藏民一样，只是我的打头，倒更象是恐怖分子。
       公路顺着河流往下行， 沿途风景很好，从巴西乡到求吉乡19公里路，我也不着急，边走边欣赏风景边拍照。今天很奇怪，几辆摩托车和几辆小车都主动要搭我我都沒答应，后来有辆小车说他是回阿西牙弄村的，非常热情的要带我，我考虑去阿西牙弄要分路进去便答应了。
        从阿西牙弄路口到阿西牙弄不算远，到了村子下了车，司机指了我地方，并告诉我参观了走小路下河过独木桥上公路，几个藏民看见我也主动给我介绍怎么去周恩来旧居，让我再一次感受到藏民的热情和朴实，以至于回想起傅先生丢自行车的事，都不相信那是真的。
        红军过草地时，周恩来得了严重的肝浓肿，是红三军团的战士用担架抬出草地的，那个时候，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的司令兼政委，红三军团司令部驻扎在阿西牙弄，周恩来也在阿西牙弄养病住了13天。那个时候，毛泽东住在离周恩来住处大约有八九公里的甲吉寨，中间隔着藩州寨。9月3日，张国涛发出“嘎曲河涨水不能过”的电文，公然对抗北上，张国涛不听朱德，刘伯承的劝阻，9月5日决定率部返回阿坝集结坚持南下，鉴于此情况，中央政治局于9月8日在周恩来住处召开政治局非正式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七个政治局委员联合签名的电文，要求张国涛率部北上。张国涛不仅不理，还要求混编在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和四军火速南下，连陈昌浩都表态要听张国涛指挥。
        9月9日，前敌指挥部正在藩州寨召开军事会议，张国涛给陈昌浩发来“密电”，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幸好电文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先看到，叶剑英感到事情重大，趁陈昌浩还在讲话，火速赶到距藩州寨3公里的甲吉寨毛泽东住地，毛泽东抄了电文，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赶快回去，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紧急磋商，感到事态严重，已无劝说张国涛北上可能，还可能招致严重后果，于是赶到阿西牙弄三军团住地，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一，三军团立即北上。当时，林彪的红一军团打前站早已到达俄界，紧急撤离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军委纵队各单位也以“上山打粮”为名半夜出发同党中央一起北上，周恩来押后还制止了红四方面军的人动武，保护了红一方面军危秀英等干部。红军大学政委何畏赶到前敌指挥部将党中央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红军大学连夜北上的事告诉陈昌浩，陈身边的人问打不打，徐向前当即斥责：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果断制止了红军间的冲突和流血牺牲。说实话，陈昌浩当时要是喊打，徐向前也拦不住，那毛泽东和整个中央机关都走不掉，因为包座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还住扎在求吉一带，那是出川的必经之路。
        电视剧《长征》里有这样一组镜头，红军大学的李特奉陈昌浩的命令武装追赶上来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李特对毛泽东出言不这，威胁毛泽东他们还想动武，毛泽东沉着冷静，晓以大义，并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央北上是正确道路，张国涛执意南下是错误的，不出一年你们就要回来。结果李特只带走了少数红大学员。而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却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李特想对毛泽东动粗的时候，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挺身而出，用俄语和留过苏的李特对骂并动了手，牛高马大的李德一把抱住李特让李特动弹不得，给毛泽东解了围。本来两人还比较要好，可是在大事大非面前，李德是站稳了立场的。这件事，网上也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这应该不是一件小事，可我们的军事史党史学家们和作家们写了那么多书，统统都避而不谈这件事，恐怕又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挂帅在作怪。
        李德尽管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央也沒有把他一棍子打死，他依然在长征中参加红军大学的教学工作，后来还参加了以批判张国涛为主题的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编制委员会的主任，主持部队整编工作，成员有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
        从9月3日张国涛称嘎曲河涨水过不了河抵制北上到9月9日张国涛“密电”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期间张国涛和毛泽东争论不断，几手剑拔弩张，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41年后的9月9日，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正如北京卫戌部队8341的编号暗示的那样，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复出到逝世刚好41年，逝世时83岁，在41年前的9月9日那个最为黑暗的日子脱险，又在41年后的9月9日溘然长逝，冥冥之中，就象是老天爷安排的那样。
       由红四方面军主战的包坐战役虽然大获全胜，为中央红军出川北上打开了通道，但在靠近求吉的嘎哇寨战斗中也留下了遗憾。红军打退了嘎哇寨的敌人，迫使敌人退守到求吉寺庙，碍于宗教民族政策红军将敌人围困在寺庙里又不敢进攻，直至红三十军听命于张国涛南下撤退。据说敌军解围后对还沒有来得及辙退的山上的红军医院实施了残酷报复。
        下午走到求吉乡的时候，已经五点钟了，远看“红军山”上一坐高耸的纪念碑，那是“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那山好高，只有明天去参观了。求吉乡是中央红军出川的最后一个乡，也是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出川北上途经的地方，“红军山”上的“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就是为纪念红军这一伟大的行动而立的。
        走进花园饭庄，那长方型的后院摆满了盆栽的鲜花，一位老人正在细心拾掇花儿，我对跟进来的大姐说我是走长征路的，想住便宜点的房间，大姐叫出一中年藏族妇女，给我开了有三张床的房间，收费20元，当然是沒有电视机的。
       洗了澡洗了衣服，正写日记，拾掇花的老人主动走到我房间来和我说话，原来他才是这饭庄真正的主人，那大姐是他老婆，中年藏族妇女是他的儿媳妇，不过这饭店和旅店是他儿媳妇在经营了。说起我走长征路，老人立马打开了话闸，又去楼上拿了本书给我看，那是若尔盖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蒋桂花编写的《走进历史现场》，讲述红军在若尔盖地区活动的情况。老人姓蒲，叫蒲亨良，今年65岁了，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土生土长的汉人，原来蒲老先生有着起伏跌宕的人生，有着极富传奇色彩的家族史。
       蒲老先生在若尔盖县文化馆任资料室主任时，曾受命调查当年流落红军的情况，走遍了草原并一直跟踪到延安，积累了几大本笔记，对红军在巴西和求吉地区活动的情况了如指掌，冲着这，就令我敬佩。
       谈话间薄老先生又上楼去拿书说对我有帮助，原来是英语人马普安和李爱德重走长征路的画册，这画册我有，在网上买的。蒲老先生翻给我看，画册的第350天就是拍的他家的后花园和他与两个孙子的合影，当时两个英国人就住在他家，那是2003年。
        趁蒲老先生牵羊子去了，我让他儿媳妇炒了两个菜，另外切了猪拱嘴酥了花生米，等蒲先生回来，我们要好好喝一杯，我要听他讲那些关于他和他家的，关于红军的故事……

       爱山  201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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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长征游记   2015.9.12   晴   第163天

求吉乡  徒步10公里   累计1915.66公里

        早上起来的时候，蒲老的老婆也起来了，正在砍柴煮猪草，我便喊大姐帮我下碗绍子面。
        蒲老的后院喂了猪，还喂了鸽子，养了鸡和羊。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七点半起床，然后把两只羊牵出去放了，便在外面转一圈回来吃早饭，然后适当参加一些劳动，比如种菜养花什么的，沒事的时候看书写字整理资料，还准备写书。懂得琴棋书画的蒲老很有生活情趣，在他的长方形的很大的堂屋里挂满了字画，其中还有名人相赠的，墙上很多老照片，其中有英国人马普安和李爱德与他们全家的合影，在进门的墙上还挂着二胡和笛子。蒲老喜欢喝酒，前几年是每天中午喝一两，晚上喝二两，现在岁数大了，量减了些。昨天晚上，蒲老就给我喝的有虫草和其他名贵中药泡的酒，当然沒有收我的酒钱。
        吃了面，我问大姐好多钱，大姐说老头说的不给钱，我赶忙谢了，这时我才想起，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蒲老就对我说了，今天就跟着他吃饭了，不收我的钱。恭敬不如从命，蒲老很乐意和我聊天，我们哥俩又很谈得来，就象故交，就象兄弟，难得相遇，我当然得好好陪陪他。
        吃完饭，蒲老也回来，我带了自拍杆上“红军山”去参观“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蒲老给我指了路，山高了，他沒有上去。
        沿山修了一条很正规的小路，一直通到山上的纪念碑。纪念碑是香港的林先生捐献的，2013年动工，今年完工。林先生回国考察时，若尔盖县政府指派蒲老全程陪同他，因为蒲老了解红军了解长征，另外还来了些搞设计施工的专家学者和县领导，在选址问题上，大家采纳了蒲老的意见，选在“红军山”，有人说那是“白军山”，因为当年胡宗南为阻击红军在山上修了战壕和碉堡群，蒲老据理力争，红军在包坐战役之初便摧毁了这些碉堡群，并设了战场阻击可能从甘肃方向赶来增援的敌军，确保了包坐战役围点打援的胜利，怎么不能叫“红军山”呢？
       “红军山”扼四川和甘肃的门户，纪念碑修在这里，方圆几十里都看得见，以我的眼光看，不理想的是碑身和碑顶上的三个红军的群雕不成比例，碑身高了，群雕小了，蒲老说，专家设计时改了方案。还有个地方不理想，纪念碑主体上写的“红军万万岁”几个字，而把“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几个字横着写在碑座上了，哪有这种喧宾夺主的写法，应该把主题词写在正面，其它的写在背面，这样拍照留影也好看些。可惜了这么好的纪念碑，不知道“红军万万岁”那几个字是谁题的，不知道那些专家们是什么水平，或者又被政治左右了。
        蒲老跟我说，其实捐献者林先生是许世友的女婿，到今年也62岁了，奇怪的是，林先生一直强调不是以红二代的身份捐增的，只是出于对红军的敬佩，因此，在公众场合，不要提及他是红二代的身份。身家上亿的林先生行事这么低调，那些身在大陆的官商勾结搜刮民脂民膏发国难财的红二代红三代就相形见拙了。纪念碑揭幕那天，蒲老就因为陪几个走不动的老教授沒有上山，后来林先生说沒有在纪念碑前和蒲老合影感到很遗憾。
        下了山，准备去看元帅桥，往出川的方向走了一段沒有走拢又返回街上，反正明天出川要路过，那就明天再看。新中国十大元帅，除了在赣南打游击的陈毅外，有九个元帅出川北上时从元帅桥走过，那也是个很重要的红色景点。
        求吉乡街上有个“重走长征路接待站”，其实就是个小饭店兼小旅店，路边还立了块写着长征精神的石碑。昨天我到的时候对蒲老说，有个穿红军衣服的老同志叫孙才伟的可能过去了，蒲老说来了来了，我来的头天走的，住的接待站，他们还打了招呼的。我想找孙才伟大哥的电话，蒲老说接待站可能有，刚才去的时候接待站的门又关着，蒲老说好象老板走巴西去了，只好再说。孙才伟大哥今年66岁了，去年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出发，踩着红军的时间节点走长征，我很敬佩他并一直希望联系上他，这次看来有希望了。
       中午又和蒲老坐在一起小酌，自然是酒逢知已，当然沒有千杯少，我们年纪都不小了，慢慢品而已，话题，自然是我关心的和蒲老乐意给我倾吐的。
        其实，昨天提到那个若尔盖党史研究室主任蒋桂花是蒲老的表妹，表妹编写《走进历史现场》这本书的时候，还采用了蒲老提供的有关流落红军的资料，我问为什么沒有注明资料提供者呢？那上面好多县委县府县人大领导的名字都列上去了。蒲老说县委只是给了他100本书，由他处置，不过在此之前蒋桂花还写过一本《三军过后》的书是署了他的名字的，也给了他一100本书。蒲老亲自调查了那么多红军特别是流落红军的资料，完全可以自己写一本书出来。
        在旧社会，汉人白之之跑到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定居，不外手逃荒，逃难，逃债，逃亡这几种。蒲老的父亲属于最后一种，逃亡，是逃亡地主，而且是大地主。解放军在要打到四川罗至前，他父亲就带着三个老婆及家中的细软，辗转从成都到松藩再到若尔盖最后来到四川最最边远的地方求吉。
       傅先生就是在求吉出生的，他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他是独儿，自然得宠，母以子贵，他母亲自然得宠。父亲到求吉后，和求吉寺的活佛成了朋友，无疑是给了活佛很多好处的，那时傅先生虽小，但蒙蒙懂懂的也知道，因为父亲是活佛的朋友，藏民们都很尊敬他，父亲1.8米的大个子，又精通藏语，藏民都叫他傅大汉。一个外来的汉人，能在仇恨汉人的藏区站住脚，是很不容易的。
       1959年达赖叛乱的时候，活佛也参与了叛乱，事情败露后，活佛和两个随从躲到他家，随从拿着刀比着才9岁的傅先生，要父亲帮忙藏匿武器弹药，并要了三套便装化妆潜逃，活佛临走时对父亲说，我们起事，事成了你还是我们的臣民。父亲一根筋，讲义气，活佛被抓后交待了罪行，解放军来找父亲，父亲还想包庇活佛，母亲见势不对，给父亲下了跪并带解放军取出了枪枝，父亲因此被抓去关了好久。从此父亲忌恨母亲，说母亲害了他，打那以后，父亲把和母亲一起埋的家产起出来重新埋了，母亲知道后，差点气晕过去。
        后来父亲告诉过傅先生，父亲有一笔不小的财产，大约有8000个大洋，两公斤黄金，三大桶鸦片，还有些珠宝。重新埋时，他请了两个熟人帮忙，我问傅先生，找人帮忙不危险呀，傅先生说，他父亲是给了那两个人钱的，但父亲多了个心眼，东西埋了后沒有马上离开，躲在山上观察动静，果然那两个人返回来了，父亲便装神弄鬼吓走了那两个人，后来父亲又把财产取出来重新埋了，因为傅先生还小，父亲沒有告诉他埋藏地点。
       62年生活困难时期，父亲迫于无奈，用鸦片换粮食，被人举报，被抓后经外调被查出又是逃亡地主，加上包庇过反动活佛，数罪并发被判了刑。傅先生说，父亲是死在监狱的，那时他正在若尔盖读初中，监狱突然通知他父亲病危，学校离监狱不远，傅先生赶到时，见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奄奄一息，左手拿一张纸，右手拿一只笔，显然是要写给傅先生埋藏财产的地点，可是当傅先生喊了一声阿爸，他父亲两行泪落便断了气，从此那批财宝便成了无头案。
       傅先生因为出生不好，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家务农，改革开放后县里招聘人才，已当上县长的同学推荐他去考试，已30多岁的他考了第一名，组织上安排他去包坐乡当乡长，他最终选择了他喜欢的县文化馆。傅先生说，可能就是那次选择他的人生走错了一步棋，不然早就是县级干部了。我说那也不一定，性格决定命运，无官一身轻，搞自己习欢的文化工作，也是好事，不然你也就不会参与追踪流落红军下落的工作。
        傅先生和老婆的结合，说来也是奇缘，大姐竞然是傅先生老家罗至老三届的知青，就下放在求吉附近。傅先生长得年轻帅气又有文化，下乡不久的大姐后来在供销社上班，19岁就嫁给了傅先生。
        傅先生在只文化馆工作并不顺心，若干年后偶然发现自己拿的是临时工编制的工资，原来自己的干部名额被馆长的儿子顶替了，傅先生和曾是自己老师的馆长大吵了一场然后丢下工作回到求吉，后来还是在已是州领导的同学帮助下澄清了事实恢复了干部身份。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上级要求文化部门以文养文或自谋出路，傅先生选择自谋出路买断工龄下海创业，领到了不菲的10几万元钱，回到求吉开了花园饭庄。
        2008年西藏搞“3.14”暴乱的时候，解放军在他家住了一个排，一个人每天80元的生活费，外加住宿费，住了一个礼拜，傅先生说他净赚了几千元钱，“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解放军又在他家住了一个排，他也赚了不少钱，当然他不是发国难财，那是他做生意该得的。他二儿媳妇是藏族人，是他另一个要好同学的女儿，而现任求吉寺的活佛又是二儿媳妇的亲表哥，活佛可是比地方长官还要受尊敬的人。难怪解放军执行任务要住在他家，难怪傅先生的花园饭庄生意火红。傅先生在老家罗至买了房子，在都江堰买了房子，在县城若尔盖也买了房子，他说都是留给他四个孙子的。
        傅先生的三叔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早年参加革命工作还当过胡耀邦的秘书，后来从当县长到当右派再后来平反又官复原职后来文化大革命又被打倒最后当上了省银行行长。三叔的在法国留过学的老婆为了儿子的前途在三叔“犯错误”的时候和三叔协议假离婚，还允许三叔在农村找了一个并生了儿子。三叔喜欢钓鱼，和新夫人外出钓鱼时夫人不慎落水，娘家咬死是三叔害的，结果三叔蒙怨坐牢，还是原配到北京去找了胡耀邦三叔才重见天日，胡耀邦办公室又一纸公函给四川省委，将三叔调到省银行当了行长还兼了经济周刊的总编。不幸的是三婶四年后得癌症去逝了，死前还张罗着给三叔找了个比三叔小好多的老婆来照顾三叔，这样的老婆到哪里去找呀！留过法的老婆就是不一样。
        傅先生不会离开求吉了，他还要写关于流落红军的书，还有那笔财产，虽然找不到了，但活佛说只要不离开求吉，那笔财产会把他家罩着，人丁兴旺，生意兴隆。
         大洋，黄金，珠宝，鸦片，若尔盖……

    爱山  20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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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长征游记  2015.9.13   晴   第164天

甘肃达拉乡 徒步29.6公里累计1945.26公里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重走长征路接待站的老板，但门依然关着，隔壁是卖面的小食店，顺便吃碗面，一问才知道，面馆和接待站是一家。
        老板是个大个子，穿得脏兮兮的，听我问走长征路的孙才伟，马上拿出一本封面烫了金的签字薄，果然里面有孙才伟的签名，还留了电话号码，我如获至宝，赶忙输到手机里。终于可以联系上孙大哥了，但我并不着急，晚上再说。
        告别了蒲老和大姐，踏上出川的路。
        从求吉出川到甘肃的达拉乡，原本就是有公路的，可是地图和百度地图上就是沒有，持別是百度，无论怎么查，都要你返回若尔盖从甘肃的迭部那边过去，我就不明白了，到底是百度地图的脑壳挨还是搞百度地图的人的脑壳挨，因此我就查不到出川去甘肃的达拉乡有多少公里，只知道今天走得过去。
        沿河往下走，就是往低海拔地区走了，路过元帅桥时，因为桥在山沟下面，隔得远，只在路边的石碑拍了照片，又远远的给桥拍了照片，心里知道有这么回事也就行了，不一定非要踏上去，共和国的九个元帅过过那座桥，我再踏上去，也成不了第十个元帅。
        中午11点走到四川和甘肃交界的地方，水泥公路变窄了些，有一个迭部县达拉林场的检查站，房子里也沒有人，更沒有诸如欢迎再来四川或欢迎来到甘肃的牌子，当年红军过的时候是小路，现在变成水泥路了而已，河还是那条河，山还是那些山。
       一个大峡谷，据说叫达拉峡谷，我一个人在里面走，加上中午吃面包休息，整整在里面走了四个小时，偶尔有小车和摩托车路过，我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我，就象甘肃和四川，在这边基本上就沒有往来，连鸡犬之声都沒有，往来什么呢？
        走出大峡谷，又看到金碧辉煌的寺庙，如今看到大大小小的寺庙，我已经不感到奇怪了，已经不会去纠结佛教还有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昨天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蒲老，蒲老说寺庙的存在完全是藏民的生活习惯，就象汉人的“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一样”，藏民有了儿子，在几岁时就要送一个到庙子里去，沒有儿子女儿也要送一个。有儿子在庙里当喇嘛，你的家庭才有佛祖庇祐，你家里有灾有喜寺庙便会管你，你当喇嘛儿子的师付和师兄师弟们才会来给你家消灾或道贺，不然就沒有人关注你，你就要出大价钱来做法事。当了喇嘛的儿子在家里的地位就是最高的，比爷爷祖祖的辈份都要高，回到家就要坐上席，因为喇嘛已然是佛主的人了。
        我最想不通的是，喇嘛们也是人呀，长大了总是有自然的需求，蒲老说，喇嘛从几岁就进了寺庙，有严格的管理和学习，从精神上被洗了脑被控制了。我如梦方醒，原来他们从小受到的是“女人是老虎”的教育，长此以往，心灵被扭曲了，对女人产生的是恐惧而不是兴趣，身上那个东西派不上用场，也就慢慢退化了，我不知道这叫不叫扼杀人性。
        喇嘛的吃的用的都是家里供着的，现在的喇嘛也不同于过去只讲吃和穿的喇嘛，现在的喇嘛也开着小车和摩托车到处玩，手里还拿着高档手机。深信佛祖的藏民们也很舍得，大把大把的往寺庙捐钱，加上国家宗教自由的政策和扶持，寺庙的发展可说是方兴未艾。
        寺庙的活佛不是搞任命也不是搞选举，而是转世，根据上任活佛的生庚八字掐指一算，哪个方位哪个人就出来了，不管你年龄大小结婚与否。现任求吉寺的活佛就是蒲老儿媳妇的亲表哥，被选出是转世活佛那年，那表哥是若尔盖一个企业的厂长，结了婚已有两个小孩，完全属于现代人，连佛经都不懂，一下子成了转世活佛，容不得你愿不愿意，立马断了你的人间烟火，拥你上了活佛的宝座，与世隔绝。蒲老说，活佛是至高无尚的，何况求吉寺是大寺庙，管了108个小寺庙，信徒们给寺庙进贡的东西，有时候儿媳妇还可以带点回来，所以，有亲戚当活佛，也能沾沾光。
       蒲老说，也有不甘寂寞犯了戒的喇嘛，那就要还俗或劝其还俗，那就等于犯了莫大的罪，你和你的家人在世人面前就永远也抬不起头。
        由寺庙的兴盛我突然想起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有位广西有识之士在反思西藏“3.14”暴动事件时提出一个观点，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怀柔政策，实际上是助长了什么和阻碍了什么，由此我联想到，好比家长过余迁就和溺爱小孩，到头来小孩成不了器不说，还可能拿刀比着家长甚至捅家长一刀。
        走出峡谷往左转去达拉乡又沿着另一条小河往上走了，只几里路，路上和人说话，突然发现这边的人口音完全变了，人们全都说的甘南话，我一时还沒有适应，早上离开求吉时，还在用四川话和藏民说话，到了甘南，就只有逼着自己说普通话了，关键问题是这边的藏民不会说普通话或者说得很蹩脚，怎么听都是说的甘南话，我说的重庆普通话他们听求不懂，他们说的甘南普通话，我也听求不懂，只好似懂非懂的顺口打哇哇或者比比划划了，就跟聋哑人式的，有点急人。
       到了达拉乡，沒有想到这个乡这么小，沒有街道，进乡政府的路口有个扎西副食品商店，只看见卫生院和乡政府的房子好点，另外就是在建快完工的什么干部公转房，其他好象就是河沟两边有十几户居民，沒有住的也沒有看见饭馆，我想去找乡政府吧，进去走了三层楼人花花都沒有看到一个，回到大门正东张西望，来了个年青人是乡政府的，我对年青人说了想找吃住的地方，年青人带我到路口，把我介绍给一个瘦瘦的干部模样的人，这时路口刚好停了辆还没上牌照的新越野车，那干部模样的人给我说了句书记乡长都没有在，你到路边的扎西副食店去看好象可以住，然后就和其他前来围观新车的人一起忙着在旁边的店子买彩色哈达往车里到处挂到处放，还一边说英国的英国的，一个疑是车主的中年胖子便满脸堆笑的谢过来谢过去还不时吐两句扎西德勒。
        沒有人理我，只好往扎西副食店走，刚好年青老板扎西从马路对面过来，我说要住宿，扎西说是临时住人的，条件不好，那我也只能住了。小房间，钢丝床，房间里堆了些土豆，一张机麻一张桌子，那桌子是用来擀面块的。就这样，扎要收我40元钱，独此一张床，别无它床，只好从了，象父母包办的婚姻。扎西说前天有个穿红军衣服走长征的也是在这里住的，我说那一定是孙才伟。扎西说那天他找了个车送孙才伟去看俄界会议，今天下午还有时间，走过去只有4公里路，你也可以去看了回来吃饭。
       俄界其实叫高吉村，是当时翻译出了错，就只好将错就错了。看俄界会议旧址，主要就是看毛泽东的旧居，会是在楼下开的，毛泽东住的楼上，这个旧址很珍贵，因为整栋房子还保持着八十年前的原样，床和物品还是那些，所不同的是墙上挂着毛泽东的标准象，标准象两边挂满了哈达，标准象下面的桌子上摆满了香烟，水果，酒，可乐什么的，这些都是贡品，藏民们早就把毛主席当神供起来了。
       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很重要，因为同志们刚刚脱险，惊魂刚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再次强调了与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涛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不管是毛泽东，张闻天还是其他中央领导，都一致谴责张国涛，把同张国涛的斗争上升到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甚至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国涛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拒绝北上，张国涛的右倾机会主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投敌。
        由于中央红军已不足8000人，俄界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把红军主力改编为陕甘支队，还确定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五人团，负责指挥军事。
        搭別人的车回到扎西副食店，扎西的婆娘正在给乡干部煮面块，刚好赶趟，也就草草地吃了，只当填肚皮。
        接下来就是给孙才伟发短信，先表达了我对他的敬佩，然后希望能见到他。沒多久孙才伟回短信过来，对我也赞扬了一番，两个老头，还沒有见面就互相吹捧起来了。
       孙大哥说他在哈达铺住几天休整等我。
       两个走长征路的老头就要会师了，我年轻的心脏，久久不能平静……

爱山   2015.9.13

hikeman

驴行长征游记 2015.9.16 阴转雨 第167天

朱立村 徒步22.92公里 累计2004.4公里

        14号计划走到民傲乡，32公里，即使沒有车或搭不到车我也不害怕，一来是我状态还好，二来几乎全是下坡。
        记得老王跟我说过，他被老婆撵到床底下去的时候，老婆大喊老王你给老娘出来，老王坚定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今天我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不坐车，因为这条32公里出山到民傲乡接省道的路沒有营运车，私家车也很少，因此我决心象老王那样，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坐车就不坐车。
        甘南这边，尽是大山，而且山上不长树，只有些稀稀拉拉的矮小的灌木丛，达拉河顺着山沟弯过去拐过来住下流，两边的山形成的峡口也变着形态展现在我眼前，好几处山体上尽是寸草不生的石头，我进入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走到中午11点半，正坐在路边休息，一辆车停到我身边，原来是昨天达拉乡那个乡干部，他说还以为扎西找了车带我走了，我说我今天去民傲乡，那乡干部说民傲乡不在公路边，沒有吃的沒有住的，他带我到旺藏乡去，还可以去茨日那参观毛泽东旧居。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只好不当男子汉大丈夫了。其实我也挺理解人的，估计乡干部因为昨天的事情觉得过意不去，因此今天碰上了，弥补一下，也算是对我走长征路的支持，这点面子，我无论如何是要给的。
       我又想起我们“新三人团”走贵州瓮安那次，我们说冲30公里的距离，哪个儿要坐车，可谓信誓旦旦，结果半路上遇到瓮安县安监局当官的，非要搭我们，说要向我们了解走长征路要准备哪些东西，怎么走，我们三个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心照不宣，只好上了车，自食其言，共同当儿。这说明一个问题，计划沒有变化快，还有凡事不要把话说早了说大了说死了。
       乡干部姓刘，开车的姓杨，两个都很健谈，我一直赞美说藏民生活过得好甚至比汉人过得好，当乡干部肯定也好当，他们便笑着说主要是现在政策好。刘干部说，整个迭部县才五万多人，达拉乡只有2000多人，三个自然村，人虽然少点，但人少好过年。我因为搭了他们的车，只是赞美他们一下，当然不会给他们说怀柔政策什么的。
       到了旺藏乡，刘干部非常负责，专门到乡里找了个姓林的干部出来，又开车送我们到茨日那农家乐，由林干部带我进农家乐介绍给老板，真是好干部，不愧是受到席大大教育的农村基层干部。
        下午去茨日那村参观毛泽东旧居，也是一栋保存完好的两层楼土木结构的房子，当年毛泽东住的楼上那间屋和俄界那间屋差不多，也有毛主席标准像和哈达和贡品，另外还有好多钱钱，其中还有百元张的。刘干部跟我说腊子口战役就是在这里指挥的，但是旧居里沒有谈及这件事，也沒有开会的说明，看来是刘干部说错了。桌子上有几封表扬信，是表扬房主人几代人保护毛泽东旧居的，墙上贴了好多照片，都是房主人和別人的合影，中外人士都有。
       15号离开旺藏乡，也是沿白龙江下行。本来计划走到花园乡18公里然后住下，结果下午到了花园乡又是沒有吃的沒有住的，经副食店老板指点，一车坐到代古寺住下。代古寺是个叉路口，往下走舟曲县，往上去腊子口。此时，孙大哥在我前面的哈达铺，傅先生在我后面，今天从郎木寺骑到迭部，我们三个走长征路的人正在逐渐靠拢。
        16号上午我是冒着雨走上坡一上午走了15公里走到腊子口的。腊子口真的是天险，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又是红军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沒有想到早有准备的国民党鲁大昌部队连这样的天险都守不住。
       80年前的9月16日，红四团拿下了腊子口，80年后的9月16日，爱山来到了腊子口。我并沒有故意安排，完全是巧合，不过这种巧合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我仔细又仔细地察看了腊子口，那是腊子河流经的隘口，隘口两边是悬崖峭壁，关键是隘口很窄，要通过河上的木桥才能通过腊子口，国军两个营的兵力和纵深配备的三个团都沒有挡住红军，这仅仅用红军英勇无畏和苗族战士攀岩成功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我在嚷口乡住店的藏族老板说的，是天意，是天意让毛泽东打败蒋介石，不然红军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冲破天险呢？
       告別天险腊子口，又往腊子口纪念馆走，雨一直在下，我却不能停下来，孙大哥告诉我，从腊子口到腊子口纪念馆有四公里路，腊子口乡就在纪念馆前面，这条路是新路，地图和百度地图上都沒有，孙大哥给我提醒时还说，从纪念馆到哈达铺有40多公里，因为是新路，中途沒有吃住的地方，要掌握好节奏还要坐车才行。我想那是明天的事了，先把今天的事完成了再说，我初步估计，走过去参观了纪念馆然后到腊子口乡住下，等傅先生赶过来和我会合，下午的事就算完成了。傅先生已经从迭部赶过来了，距离有点远，90多公里，本来我是提醒了傅先生不要骑夜车，中途住一晚上再来追我的，可是傅先生已决定赶过来，看来，傅先生也急于和我和孙大哥会师。
        我到腊子口纪念馆的时候，刚好有几个人参观了出来开车走了，此时纪念馆里空无一人，连工作人员也沒看见，只是大门里签名处旁边的那个监控显示屏开着，显示出每一个展厅的状况，从监控上看，沒有人参观，于是我一个人，从下到上，把三层楼的展室彻彻底底看了一遍，就跟我在安顺场红军纪念馆一样，一个人，参观一个展览馆。
       参观完又冒着大雨往前走来到腊子口乡，这个乡是新修的，只有乡政府，卫生院和文化活动中心几栋房子，沒有居民沒有街道，到哪里去找住的地方呢？只有找乡政府。把包放到大门口进去找人，看到有个年青人一幌上楼还沒有来得及招呼人就不见了，我上楼在书记呀乡长呀财政呀各个办公室喊有人吗有人吗就是沒有人答应，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办公室虚掩着，边敲边推开，只见两个年轻美女慌张的从各自的单人床上坐起来，牵了被子捂着做女人挺好那个地方，脸也红了，显然被我吓着了，我赶忙带上门退出来，赶忙声明我是走长征路来求助找住宿找吃饭的地方的，两个美女妹妹说这里沒有住的吃的，你往前走好象有家饭店。我说了声谢谢赶忙下楼。好险呀！要是刚才两个妹妹喊抓流氓我就完了，至少要解释半天。
       打着伞上了公路，远远看见前面有排象工棚一样的平房，门口写了“长征饭店”几个字，但门是关着的，正在想有饭吃就可以住那里，还有傅先生要来，我们吃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时一辆小车从我身后开到前面又倒回来，快倒拢了又往前开，然后又倒到我身边，显然司机刚才在犹豫，这时司机探身扭过头来问我到哪里去，我看是个藏民，有点说不出来的味道，我说找住的地方，到前面吃饭，他说那饭店关了门的，沒人，他说拉我到他家里去，条件不好，不收你的钱。谢天谢地，终于遇到好人了，但上了车我又后悔，这人的长相和说话躲躲闪闪的口气，让我心里直打鼓。
       往前开大约3公里到了朱立村，他带我到他家客厅，让儿子给我泡了茶，我又重复刚才在车上说的话，住宿和吃饭我都要给钱的，该怎么算就怎么算。不一会两爷子出去了，我心里越发不踏实，正在给傅先生发微信说找到地方了，那人进屋来问我你出多少钱，突然的180度大转弯把我问懵了，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们两个人，可以睡沙发，吃饭带睡觉一个人出50元可不可以，我想50元足够了，吃饭也要不了多少钱，那人也不说给少了，直接了当的说那你走你走，我把你拉过来的不收你的钱，我突然觉得好尴尬，只好无奈的灰溜溜的背起包往外走，边走边说我去找乡政府，说话时一点底气也沒有，就象在给自己开脱罪名。
       到了公路上，大脑一片空白，茫然不知所措，到哪里去呢？还敢去找藏民吗？我就象当年的红军，为了寻找落脚点，在漫漫长路中，东奔西突。
        心在胡乱想，脚在自觉不自觉的往回挪动，正无计可施，猛抬头看见有小学生放学往这边走，有的还有家长带着，有了，学校，打地铺。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往前100多米便是学校，还有学生在出来，我走进校门，望着二楼栏杆扒着的一男一女两个老师说明来意，两个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我这才松了口气，终于有窠处了。
      这里是朱立村国珍希望小学，由北京某企业集团援建的，两个年轻老师，男的姓赵，女的姓杜，后来又出现一个姓杨的男老师。杜老师带我到一间大教室，我把地扫了，又对杜老师说起吃饭的问题，杜老师说饭煮得不多，但有我吃的，我说等下还有个台湾同胞骑自行车要跟过来，杜老师说那就沒得办法了。
        我出去买了方便面和袋装的卤鸡腿，回到学校，给傅先生发了微信，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天黑了，杨老师和赵老师开车出去了，小杜老师陪着我等傅先生，傅先生来微信说到腊子口纪念碑了，还有9公里，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和杜老师一会站在公路上，一会站在大门口，焦急的等待着，我发了微信傅先生沒有回复，赶忙打电话问，傳先生说到纪念馆了，还有3公里，已经晚上9点了，我让小杜老师去休息，小杜老师坚持要等傅先生，这个刚从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的老师，也在为傅先生担心。
       我知道，傅先生今天从迭部骑过来是有点远，过了代古寺又是二十多公里的上坡，托的包很重，又遇到下雨，肯定有点恼火，但是我沒有想到傅先生骑得那么慢。
        焦急的等待，越等越焦急，在我认为傅先生随时都应该出现的时间，傅先生就是沒有出现，迟迟沒有出现。
        晚上10点钟，村头昏暗的路灯下终于出现了傅先生的影子，那么慢，那么慢，那么慢，原来傳先生是推着走的，我赶忙迎上去要帮忙推车，傅先生拒绝了，说能坚持，边走傳先生边有气无力地说：105公里，要崩溃了，要崩溃了。
        我的心，也跟着沉重起来，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要是体力不支头脑幌糊了连人带车倒下去，我不敢往下想……

     爱山  201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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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发重了，重来编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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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长征游记 2015.9.18 阴第169天 哈达铺

        16号晚上等傅先生的时候，从小杜老师那里了解到这所希望小学目前的情况。
        他们三个老师都是刚分到这个小学来的，说是小学，实际上只有20多个学生，从学前班到二年级，三个老师全管，该交的课都交，三年级以上的生活能够自理的，都到老腊子口乡中心小学去了。小杜老师是汉族，家在迭部县城住，杨老师和赵老师是藏族。学校条件不好，沒有电视看，也不能上网。小杜老师不懂藏语，教学要困难一些。原来学校只有一个老师，还有个杂工，他们三个来后，把那个老师换到中心小学去了，杂工也辞了，什么都得他们自己干，包括买菜做饭。小杜老师说，可能在这里教一到两年的书，等新毕业的来换他们到中心小学去。我自然对小杜老师赞扬了一番，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什么献身藏区教育事业，什么真不简单什么的，基本上是老一套。
        17号早上七点半，陆陆续续有学生来了，看见我和傅先生，觉得希奇，便来围观，傅先生睡了一夜，精神状态好多了，便和小朋友们扮鬼脸藏猫猫，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
        藏民，只要是上过学的，都有汉族名字，为这事，那天我专门请教过达拉乡的刘干部，刘干部说，藏族人很多叫扎西和卓玛的，为了分清谁是谁，所以给学生都取了汉族名字。
       今天是去哈达铺和孙大哥见面的日子，我照列先走，傅先生要去参观腊子口纪念碑和纪念馆，然后来追我。傅先生说在郎木寺碰到荷兰人，一起喝了咖啡又乱吃了东西，还在闹肚子，昨天晚上我就把霍香口服液给他吃了，今天早晨起来又督促他吃，经过昨天的艰苦考验，傅先生越来越坚强了，我还给他贯输“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的思想，我在想，象昨天那种情况，红军长征那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对他是起到了激励的作用的。
        今天九点钟才出发，出门就是上坡，这么新这么好的路，估计开通不久，知道的人不多，所以车很少，40多公里路，走肯定是走不过去的，我得抓紧时间拦车，不然会很麻烦。快到11点，拦下一辆江苏的车，司机把车开到我前面停下来，副驾上下来个中年人在路边唱歌，驾驶室又下来个小帅哥，一看就是俩爷子。我说了情况，中年人答应了，打开后备箱帮我把包放好。
        中年人换了儿子去开车，上了车我才知道，中年人姓曾，在南京做医疗器材生意，儿子大学刚毕业，在帮他，今天他们有事去兰州，老路不好走还要翻山，特意来试试这条新路，虽然远30多公里，但开起舒服。曾老板又给我说，一般不搭人的，看我背个大包徒步不是坏人，加上这路上又沒有车，所以停了，我自然是表示感谢，说这是缘份。我自己也暗自想，八成因为我人品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上帝就派曾老板接我来了。
       小车上了山过了隧道，出随道便是连续18公里的下坡，下完山是收费站，15块钱，曾老板说这段路开起舒服，收点费也沒什么。其实，下完山就有了村庄，接上国道212,一路就有村庄了。
       从国道叉路路口往上行，到哈达铺还有18公里，我给孙大哥发了短信，说中午能到，孙大哥回短信说在纪念馆门口等我，两个重走长征路的老头的历史性会面，进入了20分钟倒计时。
        哈达铺镇好大，从甘南过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镇，心情自然不同，感觉到了城市，虽然躁杂，但有人气。
        曾老板把车开到纪念馆，下了车，他们俩爷子参观去了，我给孙大哥打了电话，孙大哥说沒有想到我这么快，马上过来。马上就是马上，红军的性格，挂了电话两分钟，见一结实的老头穿着便装从广场那边朝我走来，我赶忙迎上去，老远就喊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也笑嘻嘻的望着我，还沒走拢，我们都把手伸出去了。两只手紧紧相握了，这一刻，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们两个人的握手，是仰慕红军，仰慕长征的两个重走长征路的老头的会师，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性会师。
        寒暄过后，孙大哥带我到旅店，住下来也该吃饭了，孙大哥说，今天中午和晚上，就由他给我们接风，我就不要管了，中午随便吃点什么，下午到市场买条鱼，他联系了餐厅，晚上亲自下厨做酸菜鱼给我们吃。
        和孙大哥的会面是愉快的，我们互相交流了重走长征路的历程和感想，对下一步共同走完长征路充满了期待。
        下午3点傅先生来微信说，腊子口纪念馆解说员的老公来探班，非要留他吃饭，盛情难却，因此走晚了，要晚一点到，我对傅先生说沒关系，我们等你。我又对傅先生说，晚上孙大哥做酸菜鱼给我们吃，傅先生听了，在那头就已经感动了？
        下午我和孙大哥一起，到菜市场买了草鱼，重庆酸菜鱼作料，还买了黄瓜，然后拿到婆辣联锁饭店，就等孙大哥露一手了。
        晚上傅先生又迟迟沒到，我和孙大哥兵分两路，孙大哥在饭店准备做菜，我在外面接傅先生。我吸取昨天的教训，走远一点到哈达铺镇路口去接人，以便帮傅先生。
        华灯初上已经很久了，傅先生还在上坡奋力蹬车，孙大哥问了几次，我又问傅先生，傅先生说自行车踏板掉了，蹬不动，真是好事多磨，转而又想，当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也是折腾了好久才实现的吗？
        晚上八点，傅先生的头灯在黑夜中幌一幌的上来了，我赶忙迎上去，傅先生下了车，还在喘气，我给孙大哥发了短信通知接到人了。我看自行车，右边的脚踏板沒有，一根光杆杆，当然骑不快，好在脚踏板捡起的，明天还要修车。我执意把车接过来推着走，傅先生说只有盛情难却了。
        到了饭店，孙大哥的酸菜鱼和炒黄爪也做好了，我买了酒，我们三个人，湖南的，重庆的，台湾的，走在长征路上，在红军确定去向的哈达铺，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哈达铺，举杯同庆。
        本来这次会师还有一个叫冰心火的红军女战士要来的，冰心火听我说我到哈达铺和孙大哥会师后就是两个人走了，于是又蠢蠢欲动想来加入，后来又说侄女生了，不让她走，于是空欢喜一场，又陷入遗憾，心慌和抓狂之中。
         18号是我们会师后很重要的一天，吃了早餐，我们一起交流长征心得体会，回顾长征重大事件，又拿出地图研究长征线路，就象红军的参谋部，在研究战略战术，气氛相当融洽。孙大哥一再赞扬傅先生，说台湾同胞走长征路的确不易，傅先生也为能在长征路上遇到我和孙大哥倍受鼓舞。
        等红军哈达铺纪念馆开了门，孙大哥又带着我们进去参观。哈达铺是红军长征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毛泽东就是看到了报纸上登载的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才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商量，把红军的落脚点定在陕北的，随后还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作动员。转战奔波了11个月的中央红军，终于要到家了，北上抗日，终于要到达目的地了，欢欣和振奋，是不言而喻的，此时此刻，让毛泽东们最担心的，是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是朱老总，刘伯承……
         参观完纪念馆，孙大哥又联系上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小卯，小卯为我们重走长征路的精神所感动，送给我们一人一本宣传画册，又带我们到老街去参观红军遗址，那个带给红军希望的邮局，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的关帝庙，毛泽东旧居药铺，红军三大主力的司令部……
       下午我提议孙大哥穿上红军军装带上重走长征路旗帜，我们三个到纪念馆门口合影留念。孙大哥告诉我们，他做这面红旗是有讲究的，重走长征路几个字是毛泽东的草书，旗帜的长是80公分，代表今年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宽是66公分，代表他今年66岁。在纪念馆门前，我们牵着这面红旗，把我们历史性的会师定格在相机里，成了永恒。
        晚上又是我提议，由我作东，给傅先生饯行。明天，我们就要分手了，傅先生将一个人完成他重走长征路和丝绸之路的宏愿，而我和孙大哥将携手并肩，朝着我们共同的目标，吴起镇，前进，前进……

    爱山  2015.9.18

hikeman

驴行长征游记  2015.9.21   晴   第172天

漳县     19日徒步17.6公里     20日徒     步15.6公里 累计2044.86公里

        按我计划的线路，离开哈达铺后，应该从闾井经新寺方向去鸳鸯镇，孙大哥提出，走那条路是小路和山路不好走，不如走国道212从岷县经漳县去鸳鸯镇，我明明知道中央纵队沒有进那两个县城，但还是尊重孙大哥，采纳了他的意见，另外我们都说要寄东西，到县城要方便些。

       两个人即然走在一起，团结就很重要，如果当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开始就很团结，也就不会有红四方面军南下重返草原和雪山打了败仗又北上翻雪山过草地造成大量减员的事。我和孙大哥都强调走毛泽东走的中央纵队的线路而且都声称在家做了功课根据权威书籍规划的线路，可那都是书本上的，无疑有出入，何况我们都沒有走过，更何况中央红军“逃命”时走的多条线路，比如打前站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走的线路就不一样，因此，我们重走长征路，过去点过来点也就无所谓了。

        孙大哥在哈达铺住了一个礼拜，原因有三，一是日程提前了，按他踩着红军时间接点走的想法，毛泽东是19号进的哈达铺，23号离开的，而他13号就进入哈达铺了。二是找家里寄棉衣，棉衣是18号下午寄拢的。三是等我。一住一个礼拜，恐怕我不得行。

        孙大哥有重走长征路的想法也有好多年了，我问他怎么退了休不走而要现在来走，年纪大了总是不方便呀，他说因为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看来也是冲着这个重要日子来的。孙大哥说，家里面对他也不放心，春节时他回了趟家，家人看见他好好的，也就放心些了。孙大哥说他还是长征研究院的会员，但好象也沒参加过什么活动，长征研究院总部在长沙，我不明白长征研究院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开展过什么有效的活动，研究出了什么成果。我只是在重走长征路的路上看见过由长征研究院竖立的刻有长征精神的石碑，那上面定义的长征精神一长串字又多，我一直觉得内容太多太长了，应该用16个字来概括，比如“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什么的，不必罗列很多。长征过去80多年了，对长征精神应该有个权威的确切的明确的定义，我不是研究长征的官方的和民间组织的成员，说说而已。

       19号早晨，孙大哥穿起红军军装，戴起军帽，显得威武雄壮，特别是那面插在背包上的红旗，格外耀眼，在旅店门口，老板赵老师用手机和我们三个拍了自拍相，然后握手告別，傅先生一直送我们到公路上，我和孙大哥又嘱咐他注意安全不要骑夜车。

        和傅先生就此离別了，心里有点不舍，我们互相挥挥手，所有的祝福，尽在不言中。

        孙大哥身板结实硬郎，穿双军用胶鞋，走起路来雄纠纠气昂昂的，孙大哥的国字脸也显得沉稳刚毅，我便说孙大哥象个红军政委。孙大哥背包上那面小红旗，在行进中被风吹着猎猎作响，我跟在孙大哥后面，精神也为之一振。从今以后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走了，有个说话的，还能互相照应，家里面的人，也放心多了。

       出门就是上坡，国道上虽然路好走点，但车很多，特別是重车多，尾气重，尤其是柴油车，黑烟一股一股的，看来走国道也是有所得就有所失。

       穿了两次小路慢慢上完坡又走上公路，我们居然来到了长江水系和黃河水系分水岭纪念碑，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说来也奇怪，在长江水系这边，河沟里的水是清澈的，路上的灰尘也要少些，一过分水岭纪念碑，灰尘也多了，河沟里也流的是黄颜色的含泥沙的浑浊的水了。

       往下坡沒走几步来到寺沟乡，公路上的灰尘越发多了，特别是汽车一过，扬起满天灰尘，孙大哥沒有口罩，用手去捂鼻子，哪里捂得住。刚好看见有去岷县的公交车，孙大哥说坐车坐车，我们赶忙上车，虽说也是一路灰尘，但坐在车上总要好点。

        在车上孙大哥对我说，灵活点，吃灰伤害身体，路况不好和天气不好该坐车时就坐车。这倒是可以的，不过我想的是，接下来多走点路，我希望在我结束上征时能徒步达到或超过2500公里。这时我又想起了孙大哥的装备，沒有背负系统的背包，解放军胶鞋，沒有登山杖等等，孙大哥出发前沒有接触过户外，要是使用户外用品的东西，肯定走起来要轻松得多。见我戴的卡西欧登山表那么多功能，孙大哥很是羡慕，看样子回去后想买一块。哎！可惜是日货，只好说“沒有抢沒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了。

       车开到岷县，沒想到也是满街灰尘，找了几家餐厅都沒有米饭，到了这边，吃米饭都要找好久，沒有就沒有，吃面就吃面，问题是不喜欢吃面的我又遇到不好吃的面，只好打巴打巴地吞了。这边的牛肉面也怪，所谓牛肉面，就那么三，四片小小的牛肉，象打发叫花子，哪赶得上我们重庆，牛肉是熬制过的，我不大吃面的人，我们重庆的牛肉面，肥肠面，杂酱面都还整得下去。

        吃了面，开始找住处，问了几家谈不拢又不合适，望着满街的灰尘，孙大哥说应该把县委书记和县长辙了，还中药材之都呢，搞成这个样子。沒有心情在这里呆，我们看有公交车去梅川镇，便一车坐到梅川。

       一场暴雨，把梅川冲得干干静静的，统一装过招牌的门面也干净整洁，还有川菜馆，感觉梅川镇比岷山县城还好，我们的心情也好多了。

        20号我们走得早，7点50分就出发了，这和孙大哥的习惯有关，孙大哥说他习惯早点起来走，比如早上6点钟，走到路上看见合适的地方再吃早餐，我不赞成这样走，路上沒有地方吃早餐怎么办，早餐很重要，孙大哥接受了我的意几，开始和我一样吃了再走了，依我的习惯，7点半吃早餐，然后休息一下，8点半出发，吃了饭就走也不好，看来要让孙大哥适应合理的节奏，还要几天才行。我走路一般是走4公里休息10分钟，孙大哥是走两个小时才休息，这我就将就他了，反正我比他小5岁，走得。就象当年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虽然都是红军，但很多习惯和作法都有不同，会师了合在一起，就有个互相适应互相磨合的过程，当时的中央领导是看准了这一点的，因此反复强调两军的团结，推而论之，我和孙大哥会合了，也是这个理。

        从梅川镇出来，也是上坡，据养蜂的北培老乡说，过隧道的时候海拔高度有2900米，怪不得山上有点高原的味道，气温也低了好多。

        走到中午11点半，在路边唱了歌，正坐在招呼站的椅子上休息，一辆面包车开到前面停下来，司机下了车对直走到孙大哥旁边去提孙大哥的背包，又喊我快上车快上车，我以为是孙大哥招的车，稀里糊涂地跟上去，以为又遇到好心人了。后备箱放不下包，司机又帮我把包放到车顶上拴好，我不住说谢谢，上了车看见前面有快牌子，才知道是要钱的。我问孙大哥你招的车呀？孙大哥说沒有招，估计是司机刚才过去时看见我们在路上走，返回来时就把我们盯上了，反正走不拢要坐车，孙大哥如是说。我是想多走点路下午才坐车的，这样一来今天又走不到20公里了。还有这样会做生意的司机，也不问别人坐不坐，走起来就提包，好喜剧。

        车到漳县快中午1点了，走了四家餐厅都是卖面的，心想牛肉面很假，吃碗鸡蛋面吧，结果鸡蛋面也假，是蛋花面块，只好又打巴打巴地吞下去了。

        等到住下来休息了上街，才看见有好几家川菜馆子，心情又才好了些，漳县的清洁卫生好多了，孙大哥幽默地说：漳县不脏。

        孙大哥说要寄东西，21号不走，于是我们21号便在“漳县不脏”的漳县休息了一天，我把帐篷和在川主寺买那些七七八八的藏族挂饰寄回去了，主要是讨老婆喜欢，我的背包，又轻了4斤半。

        和孙大哥在一起，我也收获了不少，特别是孙大哥对重走长征路的执着和信念，孙大哥这把年纪，恐怕在中国，目前还沒有第二人。我问孙大哥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孙大哥用了十六个字来概括：追寻英烈，挑战自我，宏扬传统，激励后人。

       总结得太好了，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重走长征路的人，不管走全程还是走本省或者走一段，以及想走长征路的人的座佑铭。

        孙大哥，我们心中的孙大哥。

     爱山 2015.9.21

hikeman

驴行长征游记  2015.9.23   阴   第173天

鸳鸯镇  参观休闲   累计2073.46公里

       21号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22号的天气自然不错，沒有太阳，沒有风，路又是干的又好走，连孙大哥都一直在说，这样的天气，走路是最安逸的。

      出了城就是县乡道，路上居然有公交车和长途车，这是事前我们沒有掌握的。今天要跨县，到张桥村分路去高楼乡就不会有车了，公交车到不了张桥村，我们打听好了，可以坐去新寺的车在张桥村下。新寺是毛泽东他们从哈达铺去鸳鸯镇经过的地方，老乡都喊我们坐车到新寺去然后转车去鸳鸯，我们认定了今天走高楼乡去鸳鸯镇这条线路并且打算用两天时间走过去，百度地图也是给的这条线路。

        从漳县到高楼乡是32公里，如果能坐一段车，就会轻松许多。走到上午10点过，孙大哥在路边买了蜂胶，我们边走边等去新寺的车，一辆面包车就停到我们前面，戴眼镜的年青人问我们搭不搭车，这下我和孙大哥都多了个心眼，问清楚了来，司机说回新寺，带我们一段，不要钱，我们这才上了车。

        原来年青人大学毕业不久，在新寺那边当大学生村官，这倒是个不错的工作，有发展空间，我免不了赞扬他几句，他也表达了对我们走长征路的敬佩，我们三个人在车上，都讲的正能量的东西，仿佛这车里形成了正能量的气场，两代人在互相欣赏，互相鼓励。

       车开了大约5公里便到了张桥村路口，下了车，年青村官用手机与我们合了影，这对于他，已然是很重要的相遇，对我们而言，我们的举动，也许会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宏扬长征精神，激励后代。

       从张桥村往前走，远远看见几座奇特的山峰，那便是当中岭，我们走到当中岭下的当中岭村的时候，正是中午，我泡了方便面，孙大哥又是吃他早上沒吃完的冷包子。

       当中岭村是个很偏辟很落后的小山村，差不多都是矮土墙房子，村中的路全是烂泥巴，副食店老板自己都说这恐怕是全国最烂的路了，不过已纳入计划，不久就要硬化了。副食店老板沒有见过老王，要是见了，他就不会认为他们村的路是全国最烂的路了。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好些人来看稀奇，听说我们是走长征路的，又是用手去摸我们的背包，又是用手去牵孙大哥的红旗，又是咿哩哇啦地问这问那，听不大懂，我们只好采取顺口打哇哇的战术。

       在甘肃农村，不管男女，只要上了点年纪，也许50多岁就叫上了点年纪，脸上就黑黢黢的布满皱纹了，男的差不多都穿件蓝布衣服，戴顶灰巴拢耸的蓝布帽子，蹲在地上聊天抽烟或下棋，有时候一蹲就是大半天，这长时间蹲着，也是要点功夫的。看着那些矮小的灰色的土墙房子和泥泞的道路以及表情木然，目光呆滞的近似麻木的头戴蓝帽子蹲在地上抽烟的男人们，我便揪着心，这些地方怎么这么落后，和外面的世界相比起码落后50年，我甚至怀疑，这地方是不是我们解放了60多年的中国。

        离开党中岭村上山走到垭口，海拔高度又达到2200米了，这一带的山，看上去就是黄土高坡，沒有树木甚至沒有灌木林，连草都少得可怜，从岭上住沟里走，连河沟都是干的，一滴水都没有，走到山下的村庄，居然还看见一个窑洞。这边已属于武山县了，县和县交界的地方一般都是落后山区，经济和交通都不发达，只是这边也太落后了，落后得看了心里拔凉拔凉的。

       走出穷山沟，来到高楼乡，又是沒有旅店，路过兽医站时，里面出来个胖子喊我们进去喝水休息，我们进院子放了包，胖子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说可以去找乡政府，孙大哥说不想麻烦政府，胖子又说可以联系农家或者就住兽医站睡沙发，孙大哥也不愿意。我心想刚才有农村客运车过，让他们吹牛，我便端了小板凳到路边拦车，沒等多久居然拦了一辆跑客运的空车，別人本来不跑了，给司机讲了情况，司机又是看在我们走长征路的份上，答应30元钱把我们送到鸳鸯镇去。13公里路，后来又上了几个客人，司机也不得亏。

       鸳鸯镇修了个新区，街面很宽门面很多，但多半都是空着的，感觉还沒有形成气候。我们住店的老板说，人口少，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形成气候，这里的人，多半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怎么发展。其实，鸳鸯镇又通火车又通高速公路地方又这么平这么大，是块好地方，只可惜发展不起来。我们住店对面是鸳鸯汽车站，据说修了10年了，一直就沒有用过。只有镇路口那个大大的用类似于汉白玉修的牌坊看上去有点规模有点气势，可那两边的对联似乎又对不上甚至尾字的韵律都反了，孙大哥就一直在推敲那幅对联，总觉得不对劲，还好那牌坊上鸳鸯镇几个字是名人题名，一边我们不认识据说是哪个教哪个协会的，一边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就是那个写《废都》写到关键时刻在里面省略了好多好多个字吊人们胃口的那个贾平凹。孙大哥说凹字不读凹而是念凹因此我第一次知道凹字不念凹，在这里我不打引号注音就不注了，凹字怎么读，看官自己查找，贾平凹是名人，好查的，为这个凹字，他还写了篇文章。就象贾平凹在小说里省略多少个字那样，我不给你说凹字怎么念，给你个想象的空间。

        今天我们不走，要参观，只知道鸳鸯镇是红军渡过渭河的地方，有纪念碑，不知道有沒有纪念馆，因此，要看了才知道。

        在我的心目中，渭河是条河，好象冬季取暖有沒有暖气都是以渭河分南北来划分的。今天要过渭河到鸳鸯老镇那边去看红军强渡渭河纪念碑，走上渭河大桥我就傻眼了，这哪里是渭河呀，宽宽的河床上，就那么一小股浑浊的水在流，比老王那股水大不了多少，不能说渭河，只能叫渭沟。我很失望，不知下游的水多不多点，不知道当年姜太公是在哪里钓鱼把周文王钓到的。

        红一方面军强渡渭河纪念碑不高，我不知道强渡的强字是怎么来的，好象太夸张了。费侃如在他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中写道，1935年9月23日陕甘支队（就是红一方面军）离开哈达铺北上，24日红军进入闾井镇后，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王均判断红军要进攻天水，急将主力向天水集中，致使武山和漳县之间的敌人全部撤空。9月26日，一，二纵队不费一枪一弹，挽起裤脚，就在鸳鸯镇渡过了渭河。还有纪念碑的碑文也有问题，非要写1935年是民国多少年1936年是民国多少年而且是写在前面的，有必要对照吗？我们正在消灭民国，民国也早从大陆消失了，在史籍中注明倒是可以的，在我英勇红军的纪念碑上这么写，就大可不必了。我还沒有见其他和红军有关的纪念碑这么写过，真是的。

        红军过了腊子口，就沒有天险可言了，有天险都挡不住我英勇的红军，何况沒有天险呢？

        孙大哥这几天一直咳嗽，估计是那天在梅川镇擦澡时在过道上吹了风。进入甘肃，严重缺水，不是每家旅店都可以洗澡的，我就有连续5天都沒有洗成澡的纪录了，但还是擦了两次的哈。

        我随时都在提醒自己，走完长征路，回到重庆时，一定要健健康康干干净净的，绝对不要老王看我的笑话，因为老王坏得很，比美国还坏？老王一直有个梦想，梦想我走完长征回到重庆时衣衫褴褛，两眼无光……

         那，是不可能的。

爱山  2015.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