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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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种西方“城市病”，吴良镛保持着高度警惕。1978年，他赴墨西哥参加国际建协大会，带回了一份重要文件——1977年国际建协拟定的《马丘比丘宪章》，其起草者之一，正是吴良镛当年在沙里宁事务所的同事——一位波兰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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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制订的《雅典宪章》，是西方建设功能主义城市的规划纲领，《马丘比丘宪章》对其予以修正，指出：《雅典宪章》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这一错误的后果在许多新城市中都可看到。这些新城市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城市生活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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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雅典宪章》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对中国规划体系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在《雅典宪章》发表后的实践已证明了这种机械方法的不当。”2001年，吴良镛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写道，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对复杂的城市内容，仅用功能分区作机械的、简单化的处理，反而会导致忽视人的生活复杂性等新问题，以居住区、公共中心、“大街坊”尺度的交通系统、轴线、对景等拼凑的城市设计，是“观念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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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航空等现代快速交通工具和各种新技术的出现，日复一日地破坏原有的城市结构和秩序，城市变得更为集中、拥挤，于是不得不寄托于一些技术的改善措施，如展宽街道、改善交通路口等等，待情况稍有好转立即引入更多的车辆，修建更多的道路，如此恶性循环。”吴良镛指出，中国现行的规划体系主要是在1950年代初期奠定的，属于物质规划，“我们不能不承认当前规划思想、规划方法是不完善的、滞后的，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城乡急剧发展的迫切需要，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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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吴良镛撰文批评国内一些城市“为了追求现代化，在没经过通盘考虑的情况下，就要进行‘彻底改造’，实际上是重复西方过去几十年大拆中心区的弯路，结果搞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有特色”，并对“公式化”的城市建设倾向发出警告：“城市不问大小、不分性质，一律规划大广场、大马路、一条街，甚至对作为地方标志和骄傲的文物建筑也不加爱护，不是随意拆毁，就是偏偏要在它近旁建造高楼，以比高低。城市面貌千篇一律，抹煞地区差别，抛却了我国城市建设的某些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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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省思，吴良镛1989年提出“广义建筑学”之后，致力于人居环境科学的建设，将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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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规划、园林三者的学科划分是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吴良镛说，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学科的概念，而是在环境本位的理念之下，整体体悟环境，将各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巧融会贯通，采用“三位一体”的营造方略，纳若干关键之处成一有意义之骨架，笼万物于此，再成统一视觉连续之“景”，从而建立人居环境整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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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倡导建筑、规划、园林三个学科的‘三位一体’，并不是说只要这三个学科的综合就足够了。”吴良镛希望在既有学科划分的局面下，以此三个学科为主导专业，整合更多的外围学科，建构一个开放的人居环境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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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营造活动始终以“整体环境”为出发点，而非专注于一座建筑或一片风景，这正是人居环境科学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所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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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传统人居的宝藏，我知之恨晚，所做的也非常有限，”吴良镛说，“正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云：‘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希望《中国人居史》能够像一把钥匙，打开宝库的大门，吸引更多的学者、学术团体以及执政者加入到探宝的队伍中，共同迎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