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干脆面

　上世纪50年代初，吴良镛归国执教，很快经历了“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理论的批判”。这场批判造成的后果，“拿张镈(注：人民大会堂设计者之一)一句话来说，你们批判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弄得我没主意了。”吴良镛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干脆面

在那个困难时期，吴良镛在讲课与教材的编写中，仍坚持对中国文化的梳理。1960年他主持《城乡规划》教学用书的总体规划部分，专附以“中国城乡规划史”章节。

干脆面

文革结束后，他撰文疾呼：“我国许多名城如北京、西安、苏州、绍兴等，精于相地，因山就水，城廓街衢、建筑园林、水泾桥梁，各具特色。西方规划专家为之倾倒，而我们每每嗤之为落后”，“试想如果照有的报上所宣传的北京‘现代化’城市的‘远景’所设想的那样：‘将来北京到处都是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故宫犹如其中的峡谷’，那还得了!”

干脆面

1980年，吴良镛应邀赴联邦德国卡塞尔大学开设“中国城市与建筑”讲座，出版英文本《中国城市史纲》。1989年，他完成《广义建筑学》一书，发出呼吁：“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干脆面

“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促使我认识到，只有单独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是不够的，要进行综合融贯的‘人居史’的研究。”2001年《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写就之后，吴良镛启动了“中国人居史”计划。

干脆面

从60岁开始，吴良镛每天夜里3时起床工作，“鏖战”两三个小时之后，稍事休息便准时上班，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清晨和傍晚，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推着一个盛满图书、资料的小推车在上下班路上走过校园，成为清华大学一景。

干脆面

“在整个世界人居的大背景下，西方人居是一种类型，中国人居也是一种类型。”吴良镛说，“中国人居体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近百年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我们对本土人居缺乏基本的认识与自信，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习惯在西方体系形成的模式下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我们的建筑、规划、园林教育对中国体系也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得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改观。”

干脆面

他指出，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不自觉地把西方人居作为世界人居的唯一类型和普遍模式，对中国人居的性质、对象和范围，完全用西方人居的范畴与话语系统来诠释，这样的“中国人居史”实际上是西方人居史的“投影”。

干脆面

　“现在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和本来的面目，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错误的观点。”吴良镛强调，只有努力把握中国人居的个性和特殊性，才能理解中国人居的民族特色，才能丰富世界人居史的内容。“中国人居史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作为中国人，中国学者应当了解本国人居的起源、历史与基本价值。”

干脆面

　人类的城市在20世纪受西方功能主义规划思潮的影响，天翻地覆——原本复合多样的城市功能骤然被分解成一个个孤立的单元，生产、生活、游憩被安排在不同区域，步行空间迅速缩减，人们对机械交通发生依赖，枯燥而高耗费的城市生活从此开始，并衍生一系列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