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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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理想与立志。一个人一生不能没有理想。立志是人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要思考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为?有何抱负和志趣?想要从事什么专业?这在中学进入大学时必然要有所考虑，从大学进入研究生时代更需要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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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并作为一生追求的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我1922年生于南京，当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上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四川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7月27日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清晨降雨始息。当夜合川城大火冲天，而且狗叫的声音像哭一样，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也遇难了。战乱的苦痛激励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我最终断然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以建筑为专业，这是一个开始。随着自己的成长，认识国家社会的发展，逐步对建筑事业发展的需求也就不断加深认识，对它的学习研究也就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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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选择。一个人一生不知要走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遇、变迁，甚至有无限的偶然性，国家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变迁，乃至家庭中细小的问题都会引人转向，甚至于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信中说到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召唤，力辞种种诱惑，毅然从尚为英国盘踞的香港、在军警挟持下取道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中的耕耘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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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年满60，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校长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间屋子、一间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到现在已经整整30个春秋，30年中我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当时若前往深圳，今生后期的工作则又会是另一番光景。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既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作出相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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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是坚持还是退却?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不论是青少年时读书求学，还是年长后的研究和实践，几乎处处都要面对困难，也难免遭受挫折。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挫折影响而气馁，这里希望大家以宗白华先生讲的一句话共勉“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这是在他写的《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上的一句名言，要立志、要选择，在选择道路上更要有不惧困难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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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榜样。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我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有幸得良师的指点，这是人生的一大幸福。1940年我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师从我国建筑领域的先驱鲍鼎、杨廷宝、刘敦桢、徐中等诸位先生;1946年自云南抗日战场回到重庆，又幸得梁思成先生赏识，获邀参加协同创办建筑系，其间多得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等言传身教;1948年梁先生推荐我赴美求学，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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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诸位“良师”还有诸多“益友”作为榜样。数学家冯康因独立于西方系统创始了有限元法而享誉，20世纪40年代初，他与我同在重庆中央大学求学，1946年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原本在电机系，后转学物理，又发现对数学感兴趣而转到数学系。数学的事情我说不了，但是可以谈一谈从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对他的认识。冯康一度喜爱音乐，将图书馆有关古典音乐的著作借出来逐一阅读，这体现了他即使在业余爱好上也拥有钻研而广博的科学精神，在各方面日渐渊博，最终成为“有限元”方法的创始人之一，获得国际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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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家吴征镒是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我在上世纪40年代即在清华园中与他结识，当时我们同居住在工字厅，隔院窗口相对。他当时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1946年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被害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鞭挞时局，我后来参加“教联会”的工作，与他多有往来，才初步辨明时局。吴征镒当时事实上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前夕代表党组织接收清华大学，并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等，如果他将这些工作做下去，可以成为优秀的领导，但是他选择回到昆明，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主编了《中国植物志》等权威著作，他的一生，参加了革命运动，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学术抱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为学、为人、为事中给予我心灵上的感染，至今我敬佩不已。建筑与规划专业内的“益友”更多，在此不再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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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讲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关于师生关系，我执教多年，颇有些亲身体会。韩愈《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同时他还有两句话未必引起人太多注意，就是学生可以超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两句话无论对教师和学生都非常重要，在学生刚入学的时候，老师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进行启蒙、指导与引领，若干年后，学生的学识能力不断发展，便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学术事业上的战友、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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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国际建筑师学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委任为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大会文件，这一任务匆匆落在我身上，当时时间紧迫，又有其他任务，助手中只有一名学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帮忙，当时的工作情况是：我每天清早将晚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由他白天整理，晚上他再交给我，我继续在深夜赶稿，如此往复，终于形成了《北京宣言》，这个文件获得咨询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认为超出了“宣言”，所以被定为《北京宪章》，这也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过的唯一的宪章。它说明师生共同在重大课题中合作，教学相长，成为共同战线的挚友，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名曾协助我的博士生现在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长。